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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常说Ashley你的事业发展好顺利。2010年复旦国际政治本科毕业直接去香港,进入德意志银行全球市场销售与交易部(Sales and Trading),德银是与高盛大摩比肩的欧资老牌国际投资银行,我是当年该部门在中国大陆招的两名学生之一。

 

三年之后,被哈佛商学院录取,2015年MBA毕业后,从卖方转入买方,加入全球第二大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规模2.4万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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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很顺利,到现在为止,我实现了职业上的每一个目标。但是假如我在13岁的时候没有遇到一个人,或许我的人生轨迹会很不同。我也许没有做金融,而是在做一份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工作,或者虽然进入投行,却在几次裁员潮中失业。

 

Jack是高中大我四届的学长,我们认识他是因为当时一起做校刊,他是主编,我是初中部唯一的编辑。他是学校里的传奇人物,学生会主席、校刊主编,同时成绩非常优异。之后他去了清华经管,然后去了德银香港,成为一名可转债销售 – 他的老板也是我后来的老板。

 

我还记得我在复旦读大二的时候,站在宿舍的阳台外,打电话给多年未联系的他。他那时开始工作不久,但是话语中洋溢着极大的热情,trading floor在他的描述当中是一个不断变化、充满挑战的地方,虽然这一切很陌生,但是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加快,我对金融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好奇。电话最后他说,“我觉得你的性格很适合这个工作,你也许会喜欢”。

 

于是我开始去了解金融和投资,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我几乎可以确定这会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大三考完CFA一级,也拿到了德银暑期实习的工作,结束后拿到了全职return offer。于是我就这样踏着他的足迹进入了德银 – 其实也不是非同一家银行不可,只不过德银在香港的销售与交易部是几大投行中唯一招收大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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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德银,在伦敦培训两个月后,我们回到香港做3个轮职,我3个都拿到了offer,需要在债券发行、股票销售和可转债销售当中选择其一。

 

这时候Jack已经离开德银去了高盛,他帮我仔细分析这三个组的情况:

 

债券发行虽然势头很好,因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债券刚刚兴起,但是工作时间极长(每周100小时)几乎与投行部(IBD)相当,并且做得也是跟投行部很相似的事情,刚进去的Analyst工作以文书为主。股票销售组人太多,且跟我背景相似(大陆本科懂国语)的年轻销售有好几位,上升空间很有限。
而可转债组,首先产品很有趣,可转债的意思如字面,可以转化为股票的债券,产品本身跨越股权和债权两大领域,又涉及期权、利率、汇率等多个投资要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其次,产品的复杂性也意味着我能够积累一定的专业技术(expertise),在以后的职业发展中形成专业优势,转去股票或债券领域也很容易,第三,转债组很小,三位交易员四位销售,除了我老板是香港人懂一些国语,其他都是老外,我的背景直接会给团队带来价值。

 

最后,“老板很好,肯教人,这是最重要的,”他说。放下电话我就做了决定。

 

之后的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股票销售组裁员,包括一位讲国语的销售。而我在转债组利用自己的背景,做了大量的中国公司的调研,受到许多对冲基金客户的关注,为团队直接带来交易量。

 

同时我老板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mentor,她花了很多精力一件一件来教我,并且在我上交易台的第二周就交给我客户独立管理,那一周我就做了几百万美金的交易。在绝大部分同样在投行工作的朋友们每天抱怨老板和工作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无比期待去上班,甚至跟我妈说“这工作不给钱我都愿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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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年之后的一天,我清晰地记得当晚是要去看王菲的演唱会,一下午都在走神儿的我没有注意到组里的几个老板在会议室里呆了一下午。最后我被叫进去,所有人都离开了,只剩我和我老板两个人。她说她刚刚辞职了。好像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晴天霹雳,然后眼泪就不听话的流,我老板都很惊讶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她说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走。

 

我遇到了人生目前为止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老板跳槽去渣打银行,晋升为Managing Director(投行的最高头衔等级),并成为全球可转债销售的头儿。但是渣打毕竟不是一流投资银行,它在亚洲的股票销售与交易业务可能不过十年的时间,业务线不完整也不成熟。我跟很多人聊,从家人到朋友,所有人的意见都是统一的:你刚刚工作一年,一流投行的牌子很重要。只有Jack,他很自信的说,你该跟着你老板。
我们聊了整整一下午。他的分析如下:
首先,行业整体面临比较大的困难,Sales and Trading的盈利远不如金融危机以前,而监管的收紧更是雪上加霜,即使我们组的P&L;(交易盈亏)达到指标,也会被其他组的业绩拖累,大家都会面临裁员风险。而我们组里的销售有四位,除了我之外另外三位都是Director(投行中的第四级,仅次于Managing Director),如果有裁员,我会首当其冲 – 跟我的表现基本无关。

 

这里涉及到一个行业潜规则,投行裁员时指标下达到各组,大多数是按照headcount (人头数) 来,而非budget (薪酬水平)来。因此如果要求我们组裁掉一个销售,那么只要是一个人就可以,不管是什么级别(即使Director是我作为Analyst几倍的薪水),而老板就会衡量,一个Director可以带来的销售收入大约每年七百万美金,而我第一年的Analyst,做的非常出色也最多能为银行赚一百万美金,那么从团队利益出发,一定是裁掉最junior的人,另外,junior也更容易再招再培训。
其次,渣打在亚洲的商业银行业务做得比德银大很多,因此在转债业务上可以发挥的空间更大,比如有一种结构性交易,将转债中的股票期权部分和债券部分分离,这个渣打能做,并且做的很好,德银就不可以,因为他们的资本结构的不同(这个说来话长,不细述),学习这种交易对于我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而最后,依然是最重要的,他说他跟我老板做了两年,很相信我老板的为人。她知道我为她离开一个更优越的平台,会对我有更大的责任感。同时,因为是她带过来的人,她也会希望我的成绩优异,来帮她在新的公司建立声誉。因此我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学习曲线和上升空间都会加速。

 

他的话终于帮我把凌乱的思绪理出了清晰的线索,像是把零散的拼块迅速拼成了一张完整的图。我接受了老板的offer,跳去了渣打。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事情的发展会是那么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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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大半年之后,德银开始了一轮大裁员。跟我同一期参加培训进入公司香港Sales & Trading部门的一共有8人,除了我离开、另一位去读书,5位被裁掉,只剩下1个人。完全印证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按headcount来裁员,最先被裁掉的一定是junior。而又过了几个月之后,转债销售组裁掉了一位Director。我猜假如我不走,那么这两轮裁员几乎是逃不掉的。

 

我到了渣打以后,很快就开始接手更大的客户,甚至包括一些在欧洲和美国的对冲基金,我跟这些有几十年经验的基金经理们学到了很多。同时,最大的收获来自于学习Jack提到的结构性交易- 资产互换(Asset Swap),我很快可以从定价到与客户谈判独立完成交易,并且开始开拓新的客户渠道。

 

两年之后,在我有了申请MBA的想法的时候,Jack同样是少数支持我的人当中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共识,我不应该在转债一个产品上继续深挖,因为学习曲线会变得越来越平缓,而金融市场本身很宽广且变化非常快,我应该让自己更接触到更广泛的投资领域。我们也聊到亚太市场的流动性还是太小,所以转债业务的盈亏风险至少在几年之内还是相对较高,加之投行受到监管的影响未来几年的盈利都不乐观。

 

这个时候Jack已经离开投行,加入中资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并晋升为Managing Director,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之后我顺利拿到了哈佛商学院的录取,Jack是我的第一位推荐人。来到美国我很快明确自己的方向,更广泛的学习金融市场投资,暑期实习和毕业后的全职工作都是在资产管理公司做投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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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的一个早晨,我到公司按习惯先看FT和WSJ新闻,头条上便是渣打银行宣布退出股票衍生品及可转债业务。而早在1月份,渣打便退出了股票交易及研究业务,但是保留了衍生品和转债,经过大半年还是承受不住愈加严厉的监管带来的经营压力,决定全部退出。
看到这儿大家会说,你可真幸运,这是逃过了三波裁员潮啊!此时的我却在想,即使我当时留在了香港,我几乎可以肯定自己会在渣打退出股票业务之前离开,因为我很早就看到了这些风险和问题,在没有Jack的帮助下做出了判断——

 

一个好的导师,不是仅仅每一次告诉你该如何做,而是能够教会你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

 

中国人相信命中有“贵人”。我很感恩遇见Jack这样的导师,他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甚至不经常联系。但是在我职业发展的每一个转折点上,从最初选择行业到每一次重大决策,他都是那个帮我指明方向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做出判断,以及坚持自己判断的勇气。

 

而最终,我们也许能成为跟导师一样优秀的人。

 

但愿你也很快遇见你的职场导师。